紐約溫暖的早春天氣把占領運動的支持者又帶回了曼哈頓祖科蒂公園。17日，數百名支持者們重返公園，慶祝“占領華爾街”運動半周年。然而半年來，一度席卷全球近千座城市的占領運動，如今追隨者日漸稀少。隨著運動經費到月底即將花光，這一次貸危機以來最壯闊的左翼運動行將結束。
雖然街頭運動已然式微，但美國思想界的反思正在升溫，兩者關注的是同一焦點：美國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
美國俄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imon Kuznets在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Kuznets曲線理論，其認為隨著工業(yè)化發(fā)展，收入差距會呈現(xiàn)n型走勢，即在工業(yè)化初期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而隨著民主化、福利國家政策等因素，收入差距在觸及頂部后會逐漸回落。這一理論的確反映了19世紀前半葉的真實情況，但后半葉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來，n型走勢反轉為u型走勢，美國收入差距開始急劇擴大。
根據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Emmanuel Saez的最新研究，美國最富有10%群體的收入占美國個人總收入的比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后開始陡升，雖然在亞洲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期間有所回落，但目前的比例已接近1927年大蕭條前的水平，這意味著目前美國10%的最富裕階層掌握了約一半的國民收入。更令人吃驚的是，在2009-2010年的復蘇期，美國新增財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狀況正在削弱美國中產階級，財富向頂層集中正在改變美國引以為傲的梭子型社會結構，中產階級家庭的比例已從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
對于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占領派簡單地歸結于資本家的貪婪，但這顯然不太具有說服力，因為資本家并不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后才開始貪婪的。美國學界越來越傾向于將這一現(xiàn)象歸咎于兩點原因：科技進步和全球化。
回想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時期，技術也曾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例如，使用蒸汽機的作坊產量一定高于使用人工或牲畜作為動力的作坊，因此必將擴大兩者間的收入差距。如今，技術再次扮演了這一角色，人的天然智力和知識差距被技術無限放大了，科學技術和金融技術的快速發(fā)展開始展現(xiàn)出越來越大的非對稱性特點，即聰明人將借助科技工具獲得更多社會財富。
Facebook的創(chuàng)始人扎克伯格就是一例，不到八年時間，他就從一介窮學生成為身價超過300億美元的全球第六大富豪，這種暴富神話在一百年前顯然是難以想象的。
科技進步令富者愈富的同時還可能令窮者愈窮，哈佛商學院教授shoshana zuboff所說的“智能機器時代”，機器人正從藍領甚至普通白領手里奪走工作，并且導致經濟增長和就業(yè)崗位增加脫鉤。Facebook上市后市值料將超過750億美元，但只雇傭不到3000人，而傳統(tǒng)制造業(yè)的代表通用汽車市值為350億美元，卻在美國本土雇傭了7.7萬人，在全球雇傭了21萬人。更可怕的圖景是，未來機器人也將接管這些工作機會。
收入差距擴大和中產階級衰落的另一個原因是全球化。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對資源的重新配置提高了全球經濟效率，做大了全球經濟蛋糕。但在這一進程中，發(fā)達國家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受益的是高端金融、科技產業(yè)等部門，受害的是低端制造業(yè)的產業(yè)工人。產業(yè)外包不僅帶來了制造業(yè)空心化，也正在掏空美國的傳統(tǒng)中產階級。
目前美國制造業(yè)崗位總數為1180萬個，比1979年的峰值1980萬個減少了40%。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塞巴斯蒂安·馬拉貝在《金融時報》專欄中寫道：“美國科技和全球化放大了工人之間的生產率差異。如果薪酬依據業(yè)績而定，以實現(xiàn)激勵最大化，那么不平等的擴大就是必然的結果。”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在年初的《外交事務》雜志發(fā)表了一篇憂心忡忡的論文《歷史的未來：中產階級衰落是否會導致自由民主制度終結？》，他認為，科技進步和全球化正在瓦解西方戰(zhàn)后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的基礎：堅實的中產階級，在科技和全球化時代必須做出新的制度安排來回應這一危機。
顯然，從整體來看，美國是科技發(fā)展和全球化的巨大受益者，因此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絕對不是反科技和反全球化，而是政府需要對再分配機制進行調整，發(fā)展出一種在科技和全球化受益集團和受損集團之間進行利益再平衡的制度設計。奧巴馬政府在次貸危機后試圖推出的“巴菲特規(guī)則”(給富人加稅)、“沃克爾規(guī)則”(限制華爾街)，可以被視為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但顯然這種努力還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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